逐漸崩解的人性：「在我見過的死亡面前，有尊嚴的並不多」作者/慧超​（一）

某個夏日，在一間隱蔽的咖啡館，我傾聽了一場「漫長」的告別。
面前的姑娘一改此前略顯尖銳的表達，開始輕輕地抽泣，這對於任何人而言，都是一場艱難的回憶——她在和我們講述的是，她和母親的永別。
她哭的不能自己：
「我媽是最後在我的懷裡去世的，那種感覺你知道嗎？我抱著我媽，我知道她難受，她即便在去世的那一刻，意識依然很清醒，她和我說，閨女，我好難受啊，我受不了！我知道我媽難受，我知道她就快不行了，但是，你知道嗎，我沒有辦法啊，我沒有辦法啊，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那樣痛苦地去世，我唯一能做的只是緊緊地抱著她。你知道嗎？那是一種怎麼樣的絕望和無力啊，就是你明明知道你最愛的人要離開了，但你沒有辦法你知道嗎，你完全無能為力，你只能緊緊抱著她，直到她停止呼吸，直到她的身體變得冰涼。」
我不太會安慰人，但許多次面對死亡的時刻，我都聽過這樣一句毫無責怪意味的話：
如果你沒有真正經歷過這一切，那麼，你是永遠不可能理解這種感受的。
的確，我相信。
我相信，沒有一場永別可以感同身受。因為只有你自己心裡清楚，什麼是再也不見，什麼是今生永別，什麼是永失吾愛，什麼又是追悔莫及。
你站在原地，眼睜睜地看著心愛的人漸漸消失在你記憶的深處，而你再也無法追上她，和她說一聲：媽，我餓了；或者，佯裝惱怒地奪下他嘴上的香煙，說一句：爸，別再抽了！
永別就是，所有的這一切，即便是那些最細微和最日常不過的陪伴寒暄，永遠都不可能再一次重演了。
姑娘和母親最終的訣別一樣充滿了漫長而痛苦地陪伴——她母親最後的日子過得十分痛苦，這是許多絕症病人相同的體驗，每天的日子都變成了一種毫無尊嚴的身心折磨，渾身插滿管子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無論是吃飯還是排便，都需要他人幫助完成。

（二）

「死亡通常是一連串毀滅的過程，本質上會使死者的人性崩解，在我見過的死亡中，有尊嚴的並不多。」
這是阿圖•葛文德（Atul Gawande）《最好的告別》這本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。

關於死亡，這人間最後的告別，這本書給了我很多的啟發。或者說，通過葛文德的親身講述，我重新審視了自己之前對於死亡和衰老的一系列認知。
作者葛文德是一名出色的醫生，這個職業有更多機會比我們接觸死亡，甚至是每天的日常。
這本書之所以打動人心，是因為這本書講述了他和自己父親告別的過程，當然，中間穿插了很多親屬和患者死亡的案例。
坦白說，這本書帶給人的並不是一次特別愉快的閱讀體驗，因為這不是一本類似《我才70》《夕陽無限好》或者《越老越瘋》之類的雞湯勵志書，這本書的主題是「死亡」和「永別」，而無論人類文明如何發展，這兩個主題都將永恆地沉重下去。
葛文德在《最好的告別》一書中反思了醫生、病人以及病人家屬對於死亡的錯誤思考方式：
「我們一直猶猶豫豫，不肯誠實地面對衰老和垂死的窘境，本應獲得的安寧緩和醫療與許多人擦肩而過，過度的技術干預反而增加了對逝者和親屬的傷害，剝奪了他們最需要的臨終關懷。人們無法迴避一個問題：應該如何優雅地跨越生命的終點？對此，絕大多數人缺少清晰的觀念，而只是把命運交由醫學、技術和陌生人來掌控」。對於自己的同行，葛文德寫到：
「面對一個即將逝去的生命，臨床醫生唯一害怕犯的錯誤就是做的太少，大多數醫生不理解在另一個方向上也可以犯同樣可怕的錯誤——做的太多對於一個生命具有同樣的毀滅性」。

葛文德的講述對於我們而言，是如此的熟悉。

如同我經歷過的很多講述中，我聽到的更多是懊悔、不甘乃至埋怨，即便親人早已辭世，但在活著的人心中，依然固執地不願意承認，死亡不過是生命的最終歸屬。
他們依然執拗地認為，如果當初換一家醫院，如果當初換一名更出色的大夫，如果當初換一種更先進的治療方式——也許，那樣做的話，我愛的親人或許就能活到現在。

（紀錄片《人世間》中生離死別令人淚目）

人必有一死，所以救治失敗並不是醫學的無能，而是對生命進程的尊重。因為這世間不可能存在一名可以依靠不斷治療而獲得永生的人。
但在很多人的潛意識裡，並不願意承認這一點。所有人都心存僥倖，以為自己是那個通過不斷治療，可以持續延長生命的不朽之人。
對於一名健康的人而言，無論他年歲多寡，死亡，對於他永遠是一個遙遠的話題，或者說，是一個我們很少去認真思考和準備的主題，所以我們在潛意識中，一直認為自己都是永生不死，乃至青春永駐的。

（三）

年歲漸長，我們大抵都會經歷過幾次死亡和永別。

我想，大多數人，人生中第一次關於死亡的深度思考，往往也來自於一場親人或摯友間的永別。

《最好的告別》這本書試圖讓我們認清這樣一個事實：
生命是一條單行線，它要求我們每個人思考我們生活中不可以治癒的情況——我們將面對不可避免的衰老，以便做出一些必要的小小改變來重塑衰老。
就在生命的某一個瞬間，你我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，而在此前，我們往往全然沒有意識到，生龍活虎的自己也會走向衰老。
衰老是一系列的喪失。這話殘忍堅定而不容置疑。
我們在30歲開始，心臟的泵血功能就開始不可逆轉地穩步下降，我們的心臟壁不斷增厚，而其他部位的肌肉卻在不斷萎縮；
在40歲的時候，即便你保持鍛煉，肌肉力量也開始迅速下降；
從50歲開始，骨頭以每年1%的速度開始丟失骨密度，我們會有一半的頭髮變白；
而一個60歲的健康老人的視網膜接收到的光線也只是一個20歲年輕人的三分之一；
到70歲的時候，即便你保持思考和閱讀，大腦也會因為萎縮而使頭顱空出差不多2.5厘米的空間……
我們最終會喪失行動能力，喪失自主排便能力，喪失進食的力量，喪失聽力，喪失視力，乃至喪失記憶。
這是一個殘酷、緩慢而不可逆轉的必然結局，然而，因為絕大多數人不願意思考自己面對這種窘境的可能性，以至於當衰老真正來臨的那一刻，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做好準備。
我們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衰老，以至於自己遭受了許多不必要且異常痛苦的治療。
我們在潛意識裡堅定地認為，醫學和醫生存在的價值就是對抗疾病、衰老和死亡。但我們在潛意識中又主動忽略了，死亡的確是醫生和醫學的敵人，但是，這個敵人必然將贏得最後的勝利。

（四）

不同於美國，在延續千年的孝悌觀念下，中國人面對死亡，尤其是與自己的父母告別時，除了承受父母即將與我們永別的殘酷事實之外，還必須承受著這個社會以及他人審視和質疑的眼神。
選擇臨終關懷式的「善終」方式，即便這是醫生、患者本人和親屬三方共同達成的最終的告別方式，在我們這個社會，你依然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這樣的詰問，即使這些問題並沒有一個具體的人當著你的面指出來：
你是不是盡全力去救治自己的父母？
你有沒有傾家蕩產去挽救自己父母的生命？
也許你再借20萬，選擇一種更昂貴的治療方式，病人就還有希望……
這些尖銳殘酷的問題，盤踞在每一個絕症病人的親屬頭上，在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下，很多晚期病人不得不繼續忍受相當殘忍的治療方式，即便他們自己很想選擇平靜而有尊嚴的高質量善終。

很多家屬，在醫生明明勸誡過選擇手術可能無法有效延長病患生命的前提下，依然斥巨資選擇了手術的方式，結果正如葛文德所言：
恰恰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拒絕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，以及衰老和死亡的不可避免性，我們的末期病人和老人才會成為無效治療和精神照顧缺失的犧牲品。

（五）

對於永別，我們誰也沒有做好準備。
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好死，而是好好地活到終點。
這句頗有些心靈雞湯的句子，是《最好的告別》這本書帶給我最大的觸動，我認為這同樣也是全書所表達的主旨。無論對於醫生還是將逝之人，實際上，大家都沒有做好準備，醫生害怕自己做的太少，而對於病人而言，接受自己生命的有限性，是一個巨大而漫長的挑戰，這需要向死而生的勇氣。
而現實的分裂和痛楚恰恰在於：
「面對絕症，希望不等於計劃，但是，希望卻成了我們的計劃。有時候，盡全力救治也許不是最正確的做法。」

寫到這裡，自然地讓我想像自己告別這個世界的方式，如果有一天我也命患絕症，坦白說，關於死亡，我能想到最好的方式，是我的親人在談到我的死亡時，這樣表述：
他走之前，留給了我們最美好的回憶；他走之時，我們都陪在他的身邊。

我知道，這實在已是極大的奢侈。
這裡是思維補丁，謝謝你的閱讀。